| 本文翻译自GenomeWeb，一切版权属于GenomeWeb。本人只是对翻译进行了校对，并增加了部分补充资料，欢迎大家去GenomeWeb翻阅原文。本次访谈对话 CRISPR 先驱 Jennifer Doudna。她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与分子细胞生物学系教授，2012 年与 Emmanuelle Charpentier 共同开发出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并因此荣获 2020 年诺贝尔化学奖。2015 年，她在加州创立创新基因组学研究所（Innovative Genomics Institute，IGI），至今担任该机构理事会主席。她同时联合创办了 Azalea Therapeutics、Intellia Therapeutics、Mammoth Biosciences 与 Scribe Therapeutics 等多家生物技术公司。Jessica Kim Cohen（GenomeWeb，下同）：近年来，CRISPR 在患者治疗方面取得重大突破：FDA 批准了首个用于治疗镰状细胞病的 CRISPR 疗法；今年早些时候，全球首例婴儿接受了个体化 CRISPR 碱基编辑治疗。当年发现 CRISPR-Cas9 可用于基因组编辑时，你是否预见到今天？你曾设想过 2025 年的 CRISPR 医疗图景吗？CRISPR 领域、尤其是治疗方向的进展之快，令人惊叹。我当年无法预测这一切，但一直心怀希望。技术落地的时间很难预判——潜力虽在，却常因种种因素被延迟。CRISPR 的非凡之处在于，众多不同背景的人迅速加入：基础科学家、临床医生、监管机构、患者组织、基金会……多方合力，才使进展如此迅速。回望过去 25 年，你认为医学上最重要的基因组学突破是什么？得追溯到 1995 年首个细菌全基因组序列的发表。那时我还是年轻教员，它开启了我们利用基因组数据的纪元。然而，仅有序列远远不够，必须读懂其编码——不只是蛋白质，还有 RNA 等各类分子，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让我们今天能用 CRISPR“重写”基因组。测序、解读、改写，三力合一，意义非凡。你创办 IGI，联合伯克利、旧金山、戴维斯三所加大分校，以基因组工程促进人类与地球健康。目前最令你兴奋的项目是什么？我们关注“大医疗”——人类与地球健康并重。最激动人心的是“微生物组编辑”。TED“大胆计划”资助的团队，正用 CRISPR 在完整微生物组（人肠道、牛瘤胃、土壤等）中精准改造特定菌种或通路。例如，让产甲烷的瘤胃微生物转而增产奶肉、零甲烷排放——既减排又增效。IGI 研究人员参与了今年首例个体化 CRISPR 治疗婴儿 KJ 的案例。这种“N-of-1”疗法多久才能普及？行业还需突破哪些瓶颈？能为费城儿童医院团队提供支持，我们倍感荣幸。要让更多罕见遗传病患者受益，两大障碍最突出：第二，成本——如何降低制备与检测费用、缩短周期。既要技术降本，也要与监管合作，建立安全且高效的审批路径。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名叫KJ的婴儿，她罹患一种氨甲酰磷酸合成酶1缺乏症（Carbamoyl Phosphate Synthetase 1 Deficiency，CPS1D）的遗传病。患儿体内缺乏代谢氨的关键酶，导至血液中氨积聚引发全身中毒，严重时会毒害脑组织，甚至导至死亡。对于这种罕见病，传统治疗方法有限，患者通常需要严格限制天然蛋白质摄入，并可能需要等待肝脏移植。2024年8月，KJ出生后不久，费城儿童医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始为他量身定制基因编辑疗法。他们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开发出一种腺嘌呤碱基编辑器，并将其以mRNA的形式包裹在纳米脂质体中（LNP），通过静脉注射的方式给药。2025年2月，KJ出生六个半月时，研究团队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申请加急审查，一周后获得批准。经过治疗，KJ的病情明显改善。他的氨水平和其他代谢指标恢复正常，用药量大幅减少，且能够正常进食。随后，在2025年7月8日，CZI宣布将与IGI（Innovative Genomics Institute）共同成立一个新的研发中心，该中心旨在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为患有罕见遗传病的儿童开发个性化疗法。CRISPR-Cas9 专利之争备受关注，这对生物技术界意味着什么？是否改变了你对科学发现的看法？身处实验室，我看到的现实是：诉讼并未拖慢研究，尤其在非营利领域影响甚微。专利制度的初衷，是为漫长商业化过程中的投资者提供回报保障；而在高校与非营利机构，我们仍可全力前行。预测 25 年太难，但我希望 CRISPR 能成为某些疾病的常规治疗手段。婴儿 KJ 与 FDA 批准的 Casgevy 已让公众看到“可能”——不再需要想象， 势头正在积聚。有人担忧基因编辑会加剧对遗传病与残疾的污名化，或使“高价疗法”仅服务于富人。行业该如何应对？让 CRISPR 惠及所有有需要的人，是艰巨但必须的目标。IGI 十年前的核心原则就是“公立大学的研究应让所有人受益”。这一愿景持续激励着我和团队。随着基因编辑走向临床，除了遗传学专家，还需要哪些力量共同参与？多年来，我们与生物伦理学家密切合作，他们思考人类与社会的未来。科学家需要这些“圈外”但懂科学的伙伴，帮我们看清强大技术的风险与责任——正如当下 AI 领域所面临的。跨学科、多视角，是确保技术负责任应用的必经之路。虽然Jennifer Doudna和Emmanuelle Charpentier获得了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但是关于CRISPR的专利的纠纷从未停歇。2012年5月25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Jennifer Doudna、瑞典于默奥大学的Emmanuelle Charpentier及其团队(简称CVC)提交了第一个临时专利申请。2012年6月，Doudna和Charpentier团队在《科学》杂志发表了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论文。但是，这一论文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也是造成后续纠纷不止的基础：没有解决哺乳动物细胞的基因编辑问题。2012年12月12日，哈佛和麻省理工的Broad研究所提交了专门针对CRISPR-Cas9在真核细胞(如哺乳动物和人类细胞)中应用的专利申请。随后，张锋这边用了“亿点点”超能力，首先拿到了专利（记住一个人：George Church）。2024年1月5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了对CVC关键专利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562593号），维持了CVC专利的有效性。2025年9月18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就涉及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此前作出的第562593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并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嘿嘿，我觉得这官司可太好了，解决了学法律的朋友们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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